胡耀邦与我们一家的点滴往事新闻

0一碗就够了吗？只要能把你儿子的病治好，这一袋大米你都拿去

我的父亲王子玉1936年参加革命，1941年回到延安后，任延安军事学院炮兵科副主任，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工作期间被朱德任命为少将高级参谋。当年，在他心中，曾多年来始终有一块心病。父亲1936年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可是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还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也多次向组织提过入党问题，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当然，组织上还是很信任他，把很多重要工作都交给他去做。当时父亲在抗日前线，大敌当前，还是先得把工作做好，入党问题则没有更多时间去想。

1941年，父亲回到延安后，解决入党的问题自然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有一天，他和陆定一谈入党的事，并请陆定一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定一笑着说“老王，做一个党员你是够格的，但是我做不了你的入党介绍人。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像你这种情况，恐怕要经过一些特殊的手续。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你去找胡耀邦吧，他是军委组织部长。”

经过陆定一的指点，我父亲就去找胡耀邦了。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历史和入党的愿望。听完后，胡耀邦笑了，说“你这种情况，一般支部是不能吸收你入党的。你看，你是在北洋政府办的北方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又在晋军做过团长，在察绥抗日同盟军做过旅长。你这样的经历，入党问题得由中央军委来考察。这样吧，你回去写一份个人简历，把自己的主要经历都写出来，参加革命前无论你做过什么事我们都不追究，只要写清楚就行。参加革命以后的每一段工作都要有证明人，证明人必须是当地党的主要负责人。”

胡耀邦把党的政策进一步向我父亲讲清楚“对历史问题不要背包袱。在你没有找到党之前，你不可能对党有深刻的认识，也不可能要求你对党忠诚。但是你现在找到了党，跟党走了，就要对党忠诚。所以你参加革命前做过的事，都既往不咎，参加革命之后的工作，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有当时的负责人给予鉴定，同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样才能考虑你的入党问题。”

我父亲回来赶紧写了一份简历，里面提到有三位同志可以做他的证明人和入党介绍人。一位是戎子和，是他在决死三总队任总队长时的政委；另一位是杨献珍，是他在晋东南工作时的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是邱创成，是他在八路军炮兵团工作时的政委。

简历送到胡耀邦手里后，胡耀邦看了对我父亲说“这三位同志现在都不在延安，不过我会想办法与他们联系。”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通知我父亲去找他。一进门胡耀邦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老王，祝贺你，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分别给戎子和、杨献珍、邱创成发了电报，他们都发了回电，对你在他们领导下的工作都给予了肯定，三个人都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经过研究，中央军委批准你为中共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当时称预备党员为候补党员，预备期为候补期），党龄从批准之日算起。过几天派人到你工作的单位宣布一下，你就可以编入支部，过组织生活了！”

我父亲高兴地拉着胡耀邦的手“耀邦同志，太感谢你了，你解决了我多年来心中的一个疙瘩！”胡耀邦笑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我是组织部长嘛。”

一晃20多年过去了。1964年国庆节，毛主席要接见群众代表，胡耀邦也陪同出席。他看见我父亲坐在离他三四个座位远的地方，便起身走过来同他握手，亲切地说“老王，身体好吗？过了花甲之年吧？要多注意身体呀。”

这一年我父亲正好60岁。听了胡耀邦的话，他十分感慨，胡耀邦真是过目不忘，20多年过去了，还记得简历上填写的出生年月。回到家里我父亲又感叹了半天，说“胡耀邦同志办事的认真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刚到延安的时候我父母都在延安军事学院工作，几年后调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在王家坪，中央军委的一些机构也在那里。我们家就住在胡耀邦家的对门。说是对门，其实就像陕北民歌唱的那样“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我们两家之间有一道沟，隔沟相望，可以看见对面的人，却无法对话。走一趟得半个多钟头。家里除了我父亲认识胡耀邦，其他人都不认识。因此也难得来往。

当时条件很艰苦。特别是生了病，因为药品很少，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扛”过去。有一回，年幼的我大病了一场，一连几天高烧不退，吃了退烧药也没有多大效果，只好靠自己“扛”了。邻居的几个叔叔、阿姨来看我，我母亲告诉他们孩子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几个阿姨也着急起来。“大米长在水里，是凉性的食物，可以去火，能喝点大米稀饭就好了。”这时，一个操着江西口音的阿姨突然说。

当时，陕北出产的粮食主要是小米，天天吃的也是小米，我哪里知道大米是个什么稀罕物。听了阿姨的话后，我心里想，大米可能是一种发凉的东西，现在发烧浑身热，能喝一口清凉的大米稀饭那该多好呀。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说“我想喝大米稀饭。”

孩子的话牵动着母亲的心。母亲焦急地看着大家，叔叔、阿姨们也相互望着。是啊！到哪里去找大米呢？

这时，小勤务员走到母亲身边小声地说“听说胡耀邦同志家里有大米。”母亲面有难色地说“怎么好麻烦领导呢。”可是大家都说“胡耀邦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架子，去找他要大米，没什么问题。”

为了孩子，母亲只好去试一试。从我们家出来，下一道沟，上一趟坡就到了胡耀邦家。他正在看文件，见到我母亲忙站起来，问到“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呀？”“我的儿子病了，想喝大米稀饭，听说您家……”胡耀邦笑着打断了我母亲的话“你的消息蛮灵通嘛。”接着他赶忙把米袋子找出来提到桌子上，爽快地说“要多少自己动手。”

母亲拿出一只大洋瓷碗，满满地盛了一碗。胡耀邦问“一碗就够了吗？只要能把你儿子的病治好，这一袋大米你都拿去。”“一碗就够了。”我母亲知道胡耀邦是湖南人，吃惯了大米，他自己也没有多少。

这件事是我母亲在“文革”中讲给我听的，那时候胡耀邦已经被打倒了。母亲讲完后对我说“胡耀邦是个好人，谁有困难他都帮助，我们不能忘记他。”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这件往事却一直深深地留在了我心里。

“文革”期间，胡耀邦的动向很受大家关注。当时，很多宣传品上都有批斗他的报道。每当看到这些，我们全家人都很揪心，替他担心，为他鸣不平。家里人说“这些报道全是造谣。胡耀邦做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不说一说。”

不久我父亲也被送进了监狱。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胡耀邦被解放了，很多认识他的人都非常高兴。我父亲的老战友漆克昌专门去看了胡耀邦。胡耀邦非常关心老同志的情况，他对漆克昌说“这么多老同志都被打倒了，这是党的损失，这些老同志绝大部分都是冤枉的，应该尽快解放他们。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要自己去争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申诉，要向党反映自己的情况。”

漆克昌说现在渠道不畅，有话没有地方说。胡耀邦想了一会儿，说“大家一起努力，我也算一个吧，你们的申诉信可以交给我，我再想办法递上去，不能坐等，要自己解放自己。”

漆克昌提到我父亲，说他也已经被关进监狱了。胡耀邦说“可以让他的子女申诉嘛。”漆克昌回家后立刻把我叫去，把胡耀邦的意思告诉我，并与我讨论如何写申诉信。

我回到家里反复思考，但我对父亲的历史情况并不清楚，只得去找父亲的一些战友了解。这样一来就花了很长时间，等我写好之后，有人告诉我胡耀邦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去了。我不可能把信送到他手里了，但是我却很庆幸，否则会给胡耀邦增加很大麻烦，又会有人批判他是“走资派”和“反动分子”的代理人。

“文革”结束，胡耀邦复出工作后，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可谁曾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困难的环境下，胡耀邦已经想到并着手做了。尽管在那样的条件下，谁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胡耀邦坚信，解放干部，平反错案势在必行，只要有机会，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也绝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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