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92岁仍玩微博的经济学家

大师系列之冯兰瑞

20世纪初，他们锐意进取、开风气之先，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不懈追求，成绩卓然……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跨世纪的大师，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重温一个时代的精髓。

冯兰瑞，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20年9月出生。她在经济学分配理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敏锐而深刻，有著作多部。历任上海《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教学生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周报》社长。

相比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许多后辈或许并不熟悉冯兰瑞，但在经济学界，她却是大名鼎鼎。既是专家、学者，又是一名老革命干部、社会活动家，她以敢说敢言、坚持真理的鲜明个性活跃在学界;她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起伏跌宕，虽属“半路出家”，却总能紧跟时代，开风气之先;她年逾九旬，却仍然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受和活跃思想，写博客，开微博，关注时事。“作为学者，无论不好听的声音有没有用，都应该持续发出，不能懈怠。”她对本报记者所说的这句话，体现出一位学者对社会负责任的胸怀。

年过九旬仍书不离手

北京二环内一个独门独院的四合院内矗立着一栋二层小别墅，满院绿树成荫带来一派夏日清凉。门外是闹中取静的胡同，四周邻里名人故人相伴，马寅初、李运昌等名人多少年来曾住着邻近，而且从未“动窝”。按老北京人的说法，这条连接二环和协和医院的胡同因为名人会聚而成了“拆不动，拓不宽”的胡同。

92岁的冯兰瑞就住在这里。油菜、馒头、面食，与常人相同的一日三餐，饮食清淡。虽是南方人，但冯兰瑞早已改不掉北方的饮食习惯。当年随冯兰瑞夫妇到京，做了近半个世纪饭的哈工大女厨师如今也已是耄耋之年，主仆情深胜似姐妹俩，也因此在院子里终老相伴。

尽管年过九旬，冯兰瑞依然书不离手。在她晚年的著作里，总少不了在书中附着案前阅读的照片。每天夜里十一二点才睡觉，总爱写点东西，白天饭后习惯拿着书翻看，累了就一觉睡到下午四点。“朋友都说我长命百岁，但只有我自己知道，现在多活一天都很艰难。”冯兰瑞这样对记者说。最近几年，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几次突然出现毫无征兆的昏厥，所幸急救车来得及时。此前，在一次老干部例行全面检查中，冯兰瑞被检出有中度贫血，原因未知。也因此，冯兰瑞尽可能推掉了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媒体的采访。

职业革命家 半路出家学经济

冯兰瑞出身书香世家。祖父冯懋堂是晚清举人，去官在家后不是默诵古书就是抚琴吟唱，冯兰瑞从小受此熏陶，对书本有着特殊的喜爱。

冯兰瑞的中学生活是从13岁开始的，初中高中一共四五年，但经历非常坎坷。贵阳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是冯兰瑞上的第一所中学，因为天性倔强，爱打抱不平，冯兰瑞与爱训斥学生的一名教员顶上了，最终因拒绝向老师认错，被学校除名了。转学到达德学校读完了初中，冯兰瑞考入贵阳女子中学高中，第一年学校就发生了学潮，起因是贵州省教育厅在宗派势力影响下，要撤贵阳女中留学归来的杨校长的职。冯兰瑞组织学生请愿，最终学校停课，她第二次辍学。

教会学校淑德女中是冯兰瑞上的第三所中学，学校对学生的管束过于严格，加之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绪，使得冯兰瑞很不喜欢淑德女中的气氛。1936年的圣诞节，冯兰瑞抓住参加全市教会学校公演的机会捣了一回大乱子。她拒绝让母亲到学校说情，于是第三次辍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冯兰瑞11岁，在姐姐冯兰微的带领下，她第一次走上街头参加抗战游行。此后，她参加进步团体“星光读书会”、“自强读书会”，并于1938年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

冯兰瑞自述人生中的一大段时间是在闹革命，而革命与新闻工作紧密联系。1945年，冯兰瑞被分配到在张家口由邓拓任社长的《晋察冀日报》工作。1946年，她担任了新华社广播部编辑，并在这年秋天和后任中央纪委书记的李昌结婚。从张家口到北京，辗转上海又回到北京，转而调往哈尔滨后再次回到北京，婚后，冯兰瑞的人生轨迹很大程度上是伴随丈夫李昌而变化，但难得的是在顾家的同时，她始终没有放弃对独立人生的追求，历任多份报刊的负责人。

在《哈尔滨日报》工作期间，冯兰瑞深感自己的知识不够，尤其是经济学。此时，恰好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有一个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短训班的名额，得到李昌的支持后，冯兰瑞如愿以偿提交申请。那一年，冯兰瑞正好34岁。在同学的建议下，经历了起早贪黑的努力，1954年，冯兰瑞以高分正式考入党校，并从原来的半年期培训班转入理论部四班政治经济专业。这个班的主课教员都是苏联专家，先是佐托夫，后是维亚兹明。专家授课特别认真，讲课逻辑性强，教学质量相当高。冯兰瑞是这个班上的好学生，每次考试都是五分。

1956年，冯兰瑞毕业了。她感慨地说：“这时候才算是读懂了《资本论》，才算基本掌握经济学理论。”此后，她的工作都与经济学密不可分。

身处逆境仍坚持真理被称为“成功的中国女士”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兰瑞去河南干校劳动，身处逆境，仍坚持学习。“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冬到1978年春，冯兰瑞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继续投身经济学研究。其间她撰写了《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等系列文章，反响巨大。此外，她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但不是惟一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个人消费品领域的具体表现”等很有影响的观点，成为中国经济学分配理论的专家。

1978年以后，我国城镇待业问题逐渐暴露，为了研究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问题，冯兰瑞又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进行经济调查，以后又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冯兰瑞完成了很多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失业问题”的观点，在当时计划体制下饱受争议。

改革开始后，冯兰瑞并不止步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也进行了积极思考。1979年初，她与一位学者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必然要经过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过渡阶段，并最早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同年在《经济研究》第5期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冯兰瑞在学术上的成就引起国外的重视。1983年开始，她多次被列入多种《世界名人录》，被国外媒体称为“成功的中国女士”。

对话冯兰瑞：学者应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广州日报：您37岁之前更多的是在做与新闻相关的工作，之后则更专注于经济学研究，也因此被称为“半路出家”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冯兰瑞：半路出家的称呼更多是一种压力。因为我在上高中时就参加了革命，没有上过大学，30多岁才中途从工作单位到党校学经济学，这决定了我的基础不一定好，但能使我养成在工作中学习，不断看书学习的好习惯。

广州日报：此前您一直在关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统与分问题的研究，近几年似乎很少在学界听到您的动向，这是为什么呢?

冯兰瑞：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最近几年身体不太好，无法出去调研，所以写文章相对少一些;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关注的领域从社保问题，转向城市化对农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影响。还有就是精力的问题，因为接触媒体比较少，新书也还没出来，所以外界的关注也比较少。

广州日报：你被称为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微博使用者，您如何看待微博?

冯兰瑞：我认为，微博具有一种推动作用，因为每一个微博对应着每一个公民个体。从另一种角度上看，让微博存在，也体现社会的自由民主。

广州日报：最近社会兴起一股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世界的呼声，您如何评价?

冯兰瑞：我认为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政治价值观不应该被提倡，那是在“五四”时期就被抛弃的东西，中国社会的出路必然是走向更加民主。作为学者，无论不好听的声音有没有用，都应该持续发出，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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